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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线城市已成高楼价孤岛

时讯

上海证券报

2016-01-27 11:22

经过调控后,我国房地产市场总体上出现了放缓趋势,但房价分化加大,一线城市仍然地王濒现,住房供不应求,房价持续上涨,二线城市房价涨幅较小,三、四、五线城市住房供过于求,面临较大去库存压力。这种状况还会在较长时期内持续下去。

  供求关系是影响房价的最重要因素。住房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。这些需求对房价的影响又主要取决于人口和资金流向。城镇化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,并向城市集聚的过程。理论上,人口向城镇的流向呈现梯度趋势,即人口先由乡村流向集镇和县城,再流向省会城市,最后流向发达城市。但在实际上,受制于就业机会、生活环境等因素,农村人口尤其年轻人大都不会选择就近发展,去邻近的县城或其他三、四、五线城市,而会不约而同直奔一线城市。因为那里发展空间广阔,机会多,竞争更公平,还能满足各种需求,提供更好的相互学习条件。一线城市人口流入增多,对房屋需求量就大,加上其土地和房屋供应相对有限,楼市供需关系极度紧张,房价租金上涨空间就大,吸引资金就多。正所谓人追着机会走,资本追着人走。这就是一线城市房价难以下跌的原因。

  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,人口自由流动是消除贫困、缩小贫富差距、提高劳动生产率、繁荣经济的最有效途径;人口和经济产出向少数大城市集中是城镇化的基本规律。实践证明,试图通过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,严格控制大城市尤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,既违背城镇化的客观规律,也不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,保持大城市活力,缓解老龄化难题,实现大城市的持续繁荣与发展。事实上,在实行居住证制度,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作用越来越小的情况下,我国大城市(人口100万至500万)和特大城市(人口500万至1000万)的数量和人口得到快速上升,由1978年的29座激增至2010年的140座,超大城市(人口1000万以上)也由零猛增至6座,京沪穗深人口规划目标屡屡提前突破。这些都证明,靠行政手段难以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。唯有发展卫星城市和城市群,才能有效缓解大城市人口激增、房价持续上涨的压力。

  从住房供给看,房地产是中国最大的实体经济,不仅对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,而且还是中央政府货币的蓄水池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,因而成为消费的需求源头和投资的落实点。于是,在经济景气时,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和土地出让金,把卖地造房作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抓手,借助投融资平台致力于房地产开发,导致二、三、四、五线城市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,可这些城市的人口和资金却处于流失状态,加大了住房的供求失衡。

  在实体经济不景气,房地产几乎成为政府唯一能使上劲的抓手的情况下,二、三、四、五线城市开始出台地方性政策,试图通过发放购房补贴、减免交易环节税费、自主选择户口等措施,鼓励农民进城买房,以活跃房地产市场交易。对政府来说,这是对住房去库存、刺激消费别无选择的选择,但想借此挽回房价颓势,怕难以奏效,一些地方的实施效果已够说明问题了。

  采取政府回购商品房再廉租给农民工倒是比较现实。因为城镇化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,依靠产业集聚创造就业机会,吸引外来劳动力和其他要素,形成规模经济的过程。城镇化每个阶段都要靠产业发展来集聚人口;反过来,产业集聚创造的就业机会导致人口和其他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,又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。这种产业和人口的集聚有时是偶然因素促成的,如浙江“低压电器之都”柳市、“中国皮革城”海宁、“小商品城”义乌等,更多是市场选择的结果,而不是靠政府造城运动。

  同时,农民进城或市民化,意味着政府要加大民生和公共服务投入。这就要求我国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,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,遵循人口、资金和产业流动的市场化潮流,防止盲目的造城运动;也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,尤其发挥在地区间大规模转移财政支付的作用,加大对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,提高其公共服务职能,以增强中小城市尤其建制镇对人口和产业的吸引力,更要鼓励创新创业,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的有机融合,以产业集聚带动就业和人口的集聚。

  近年来,除一线城市之外,全国普遍出现实体不振、人口流失、楼盘库存高举的状况,这会促使人口和资金进一步涌向一线城市。从长远看,只要这种人口流向不发生大变化,只要地区间的贫富差异继续加大,以京、沪、穗、深为代表城市的一线城市就会承受更大的人口压力,房价保持继续上涨的态势就不会改变,试图通过限购和严格的落户政策限制人口增长,打压房价,既不仅违背市场规律,也难以奏效。少数二线城市房价会跟随一线城市出现小幅上涨,但大涨可能性很小。而绝大多数三、四、五线城市则要承受比较严重的人口、资金失血效应,住房供过于求,或有更多郊区或新区会变成鬼城,,房价将继续下降。而政策可以施展的空间越来越小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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